我仍然在记忆中回味那天下午的味道，清新的薄荷味在嘴里慢慢融化，带着一丝甜腻。那时我嘴唇干裂，随手从床头柜上拿起蒋林的药瓶，毫不在意地倒出一颗药，直接塞进嘴里。他大喊“别”，语气中透着前所未有的慌张，这让我愣住了。有什么不对劲？我将药吐出来，重新倒出一颗放进嘴里，咬开后，瞬间感到如遭雷击般震惊。我看着他，发现他坐在床边，脸色苍白，嘴唇颤抖着。
那天阳光灿烂，但卧室窗帘紧闭，屋内显得阴暗。蒋林靠着床头，目光呆滞，仿佛灵魂被抽走。自从他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后，这张床便成了他的世界。我将药碗放在他面前，习惯性地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发现没发烫。他喝药的样子显得十分熟练，三年来每天都是这样，闭眼皱眉，喝完药就推开碗。
“今天感觉怎么样？”我问他。他摇头，目光依旧向上飘。我坐在旁边，看着他的侧脸，这样的他让我心痛。三年前，他是建筑公司最年轻的项目经理，工作压力很大，而他之所以拼命工作，是想给我更好的生活。那时我怀孕三个月，却因他的工作事故流产了。
“想喝水。”蒋林突然说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赶忙去倒水，回来时发现他把药瓶拧得很紧，似乎是害怕什么。即便我想问，他也只是随口编了个理由，但我知道那是谎言。他说了很多这样不合逻辑的话，医生告诉我这是抑郁症的症状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将水递给他，他却没有接。
又是一整天，我在厨房看到没煮好的药，突然觉得非常疲惫。徐珊说得对，我成了他的护理员，而不再是妻子。这三年来，我没有过过正常的生活，但我不后悔，因为这是我陪伴的选择。
之后一天，徐珊来访，带来了一只烤鸭。她皱起眉头，问屋里的药味，我回答是我每天煎药的习惯。徐珊似乎有所顾虑，提到她的表哥在精神病院工作，说有些人可能假装生病。我的心中一惊，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她对蒋林的批评让我生气，这不是他愿意的。
那天下午，徐珊走后，我独自坐在客厅，窗外的树叶已然黄了。过去的三年，我没有出过远门，也没有为自己花过钱。看着茶几上的药瓶，我心中涌起不安。晚上我给蒋林倒水，他流畅地喝下药，我却突然觉得他的呼吸异常规律，与刚服下安眠药的人明显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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